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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初，欧盟为应对主权债务危机迈出了新的步伐：制度建设上，除英国以外的26个欧盟国家同意缔结政府间条约，强化财政纪律，向“财政联盟”迈出了积极的一步；援救举措上，确认临时性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和永久性的欧洲稳定机制(ESM)同时并存，后者将于2012年启动；欧洲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2000亿欧元双边贷款用于危机救助。

　　然而，市场反应却相对冷淡。国际评级机构依然轮番施压，惠誉12月16日将法国、比利时等7个欧元区国家评级置于负面观察名单。穆迪同日宣布调降比利时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为负面。

　　这场持续了两年的欧债危机，仍像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徘徊，继续荼毒世界。其可能的破解途径究竟是什么？笔者以为，欧盟就像个“急性发作的慢性病人”，应该通过短期“急救”、中期“固本”和长期“强身”进行诊疗。与此相对应，欧盟需从货币联盟到财政协调，再到经济社会联盟，由浅入深地进行治理机制重构。(《半月谈》2011年第24期)

　　短期“急救”

　　目前，欧洲最为急迫的是强化救助机制、稳定金融市场、夯实银行体系，完善货币联盟的治理机制。

　　其一，强化救助机制和稳定金融市场刻不容缓。欧元本身就是一个“早产儿”，其制度设计存在诸多硬伤，尤其是在货币联盟治理领域，欧洲央行缺乏应对成员国遭受不对称冲击、出现经济周期不同步状况时的处理机制，当某些成员国陷入危机时，缺乏应急筹资、援助责任分配安排以及问题国家必要时的暂避和退出机制。

　　从EFSF的设立和扩容到ESM的建立， 从发行欧洲债券的可能性到欧央行最后贷款人身份的争论，欧盟被迫进行制度补课，以封堵漏洞，平息市场的投机冲击。

　　其二，当务之急是夯实银行体系。与主要依赖金融市场的美国不同，欧洲国家的融资主要通过银行体系。一旦银行因缺乏流动性等原因而出险，会直接冲击本已脆弱不堪且缺乏动力的实体经济。为此，最近六大发达国家央行联手释放流动性，以平息市场的投机冲击、稳定金融市场。

　　欧盟最近的压力测试表明，如果按照《巴塞尔协定III》的要求，接受测试的欧盟91家银行中，68家银行需要增资和夯实，其中不乏需注资百亿欧元的银行巨头。先前破产重组的德夏银行就是警钟。由此来看，欧洲银行风险仍未解除，随时可能出现“欧洲的雷曼兄弟”。

　　中期“固本”

　　中期“固本”主要着眼点是深化财政协调和金融监管，加强财政联盟治理。

　　欧元区最大的制度缺失，就是相对于单一货币和欧洲央行，没有一个高度统一的财政政策和单一的权力主体与之配套。为了使欧元能够顺利运行，欧元区国家在《稳定与增长公约》中规定，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数额分别不能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3%和60%，并制定了违约将扣罚国民生产总值0.2%至0.5%的惩罚机制。

　　但是，由于高度依赖财政的高福利制度和失却了货币主权，欧元区国家愈加倚重财政政策。加上缺乏严格的监督和执行机制，财政约束形同虚设。因此，从治理角度看，必须深化成员国财政政策的统合。

　　鉴于各国人文理念、经济结构、运行模式、社保制度存在着巨大差异，在相当时期内不可能实现各国财政主权的上缴、让渡和统一，现实可行的做法是严格财政纪律，深化财政协调力度，形成升级版的《稳定与增长公约》，正如这次峰会的倡议，引入自动惩罚机制。

　　同时，欧盟还需强化金融监管，实现从各国分散监管到欧盟统一监管的过渡和强化。欧洲议会去年9月通过了金融监管新法案，批准新设立4家新的监管机构，包括宏观层面的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微观层面的欧洲银行管理局、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欧洲保险和职业年金管理局，分别负责对银行业、证券市场和保险业实施监管。

　　今年这些机构实际运行后，成为近十年来欧洲金融监管体系最为重大的改革。它将改写欧盟成员国各自为政的现有监管格局，建立起全球首个带有超国家性质的金融监管体系。该体系强调引进和实施金融交易税等措施，对控制诸如目前欧洲银行业高达25倍的杠杆率(美国为13倍)、居高不下的债务翻新率等隐含的高风险，抑制投机，无疑大有裨益。

　　长期“强身”

　　长期“强身”，意味着欧洲要提高竞争力，促进经济的灵巧、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缩小结构性差距，促进经济联盟的治理。

　　1991年12月达成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货币和经济联盟齐头并进，但在实践中只建成了货币联盟。成员国间不断增大的经济、社会结构性差异，是此次债务危机的真正原因。危机也进一步放大了这一差异，使拥有高劳动生产率、高创新能力与低工资增长的“北欧”与问题国家聚集的“南欧”形成更加鲜明的对比。

　　欧洲货币一体化本身起主导作用的是政治因素。欧元区国家并没有达到实现单一货币所需的要素完全流动的最优通货区的要求。当初真正推动欧元诞生的动力，是把统一的德国彻底融入欧洲、实现永久和平的政治目的和构想。

　　如今，破解欧债危机再次需要欧盟各国政治意愿的凝聚，这将取决于各成员国的利益考量和相互博弈。

　　首先，在“北欧”和“南欧”国家之间。危机使得“南欧”国家“搭欧元区便车”的时代一去不返。而对“北欧”国家来说，利用单一货币区、高劳动生产率带来的变相贬值优势大肆出口、维持持续顺差、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同样不可持续。这个互相绑架的组合即将走到尽头。

　　其次，在欧洲核心国家之间，德国作为救助的主要出资者和新治理秩序的推动和制定者，拥有实际的最后拍板权。德国希望加强财政纪律约束和监督，反对央行发行欧元债券和充当最后贷款人，推动财政联盟形成，以此来避免问题国家赖账的道德风险。只是由于历史原因，德国不愿过多抛头露面，引起众邻居的恐慌。

　　法国作为欧洲一体化的政治老大，因为经济不强，且握有大量问题国家债务，救助上有求于德国，但又不愿意看到德国成为一把手，所以力争政治主导权，在前台颇为活跃。但是，领导权上的法德轴心变身为德法轴心已是不言的事实。

　　英国无法丢弃“光荣孤立”和疑欧的传统，在欧债危机中，不时发些幸灾乐祸、孤芳自赏的言论，借机谋些私利，如要求对其金融业网开一面等。同时英国又怕被欧盟抛弃，表现得很纠结。

　　发展才是硬道理，破解欧债危机最终还要依赖增长。欧元区当初的设想正是一体化行进过程中成员国不断的趋同和完善，只有发展才能帮助欧元区实现这一设想。此次危机带来了欧元区和欧盟的改革压力和动力，欧元区和欧盟国家惟有凝聚政治意愿，不断磨合，才能真正走出下行螺旋。(作者：丁纯，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欧盟研究会秘书长)